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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可跟肃顺没多少接触，对其的了解大多都是官场传言以及手下打探到的情报所述，他跟肃顺到眼下不过见了几次面而已……
他听得最多的，就是这家伙刚愎自用和威服自享的传言，当然这厮有傲气的资本和资格。
出身郑亲王这样的铁帽子王贵胄之家，出仕便有大哥郑亲王端华提携，仕途可谓一帆风顺。
咸丰皇帝即位以后，短短数年的时间内，肃顺迅速升腾，成为在皇帝驾前说一不二的人物。他先授内阁学士（某种意义上这个职务相当于皇帝的私人顾问），再兼副都统、护军统领、銮仪使等职，又授御前侍卫，迁工部侍郎，历任礼部、户部侍郎。
到咸丰七年，更擢升左都御史、理籓院尚书，兼都统等，这就算是“大用”了。后来调礼部尚书，仍管理籓院事务，又调户部尚书，出任御前大臣，拜协办大学士，便成“宰相”了。
虽然他一直都没入军机，可他却是名副其实的首辅！
看看咸丰朝后期的一干军机大臣名单，除了文详之外，其余几位无不是顾命大臣派系中坚力量，个个对肃顺俯首帖耳，这更加助涨了肃顺的嚣张跋扈。
听闻咸丰帝跑路去热河之时，整个承德行宫内外防务全部掌握在肃顺之手，朝堂政令也基本由他掌握大局，加上咸丰帝对其信任有加言听计从，严然便是大清帝国的幕后操盘手。
当然平心而论，肃顺是个很有远见卓识、而且敢作敢为极有能力的牛人，其魄力才干在当时的满汉大臣中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。
单说才干，恭王或者不在他之下，但若论及其敢作敢为的魄力，恭王恐怕也要略逊一筹。但敢作敢为过了头，就成“跋扈”了。
吴可对于肃顺这位在咸丰朝后期于他并称的牛人，还是有些了解的，顺风顺水的官场生涯培养出了他的嚣张跋扈，高贵的出身以及咸丰帝毫无保留的信任，让他的权力掌控欲极盛。
没错，虽说肃顺在咸丰帝的鼎力支持下，算做京城朝堂风云人物的话，吴可显然便是地方督抚中的风头人物，两人一时并称于大清官场。
吴可没调去两广被‘边缘化’之前，在地方上的声势之隆可以用一时无两来形容。两江清军可以说是大清在江南地区的中流砥柱，比起状态时有起伏的湘军表现可要稳定得多。
只要不是傻子，任谁都看得出来当时太平军兵力过百万，结果有一大半兵力都被牵制在两江地区，到底是谁的功劳。
吴可作为两江总督执掌两江军政大权，可以用风光无限来形容，跟在朝堂上呼风唤雨的肃顺算得上一时喻亮。
当然，出身不凡能力出众的肃大中堂，是看不上出身草根的吴可的，不仅仅因为吴可的出身太低又爬得太快遭人嫉妒，最重要的是他在朝堂上的奥援势力，可跟肃顺尿不到一个壶里去。
与吴可有战友之情，关系一直维持得不错的大学士桂良，不仅是朝堂上老资格的大佬，而且还是恭亲王的老丈人。
而恭亲王，则是肃顺掌控朝堂的最大威胁，以吴可与桂良之间的盟友关系，肃顺能对他有好感才叫见鬼。要不是东南糜烂江南战火连绵，需要吴可和其手下替朝廷清剿叛乱的话，只怕肃顺早就找机会把吴可弄下去了。
要知道，肃顺绝对是咸丰朝最著名的铁碗权臣。
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局面，肃顺深信“治乱世，用重典”的古法，明确主张“严禁令、重法纪、锄奸宄”。咸丰八年（1858），英国军舰侵入天津，咸丰皇帝派恭王的老丈人大学士桂良和侍郎耆英前去交涉。
这位耆英是个“红带子”出身的亲贵，只要稍微熟悉近代史的人，对耆英都不会太陌生，这厮的出名在于他的“卖国”。
不但大清第一个丧权辱国的《南京条约》就是由他主持签定的，而且后来他还先后代表朝廷与英国签订中英《五口通商章程》和《虎门条约》、与美国签订《望厦条约》、与法国签订《黄埔条约》等。
和所有封建王朝一样，大清有个很不好的传统，就是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，对皇亲国戚和国家高级干部讲究所谓的“议亲议贵”之例（意思跟“刑不上大夫差不多”），所以尽管耆英当时引起的民愤和官愤都很大，但道光皇帝却一直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处罚。
相反，咸丰皇帝却在即位之初就曾经革过他的职。这次与英国交涉，耆英在谈判过程中，不但事先向对手泄露谈判机密，更有甚者，他借口有重要情况要向皇帝报告，却不等皇帝批准，就擅离职守，私自跑回了北京。
这是一种严重的临阵脱逃的行为，咸丰皇帝将他下狱治罪。后来有关部门拟定的处罚是“绞监候”，大概跟今天的死缓差不多，咸丰皇帝和朝廷大多数人对这个处罚也比较满意。
结果，肃顺却认为这个处罚太轻了，他单独奏请将耆英立即正法，“以儆官邪而申国法”。于是在肃顺的一再坚持下，耆英终于被改判死刑，在宗人府被赐自尽，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
同样还在咸丰八年，肃顺还借“戊午顺天科场舞弊案”对大清的考试和吏治腐败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整顿。
这一年恰逢顺天乡试揭榜，一个唱戏的演员（那时候演艺界人士不叫“艺术家”或“明星”，而是叫“优伶”或“戏子”）平龄居然得中高魁，考进了前十名。在今天，明星大腕们的地位可以说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高，他们往往能够动辄“演而优则学”，亲而易举的进入自己想进入的高等学府“深造”。
而在大清的制度下，明星们却毫无地位可言，即使是大腕也不例外，他们连起码的考试资格都没有。所以这件事在当时可以算得一个极大的丑闻，套一个今天流行的说法，大概可以叫做“戏子门”事件。
消息传出，自然是举国大哗。咸丰皇帝严令彻查，结果在肃顺的坚持下，很多高级官员都身陷其中，革职的革职，杀头的杀头，甚至连主持这次考试的文渊阁大学士（名誉宰相）兼军机大臣（实际宰相）柏葰，也终未能幸免。
以吴可的消息渠道，自然知道其中很多没有公开的秘闻。
其实这个事情柏葰本人并不知情，只是他一个叫靳祥的家人从中得了好处，为平龄四处活动钻营，让他考中。刑部会审给柏葰拟定的处分是斩立决，也就是“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”。
这里需要跟大家说明的是，大清的司法部门在给犯罪的一二品官员拟罪量刑的时候，往往都量得比他实际应得的处罚要重一些，这样做的目的，不外乎就是给皇帝在作最终裁定的时候一个可以减刑的机会，让皇帝去“做好人”，借以显示“皇恩浩荡”，给柏葰的这个量刑就是如此——并不是真的想要他的命。
当时很多朝中大臣、甚至包括柏葰自己都以为他断不会真的被处以极刑，最多也就是充军新疆而已。而象他这样位高权重的高级干部，只要是不死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
所以柏葰在临上刑场的时候，还很轻松的吩咐他儿子替他准备好充军路上的生活用品，在城门外的夕照寺等他，一旦皇帝减刑充军的上谕下来，就好马上离京上路。
咸丰皇帝确实也准备将柏葰充军了事，因为究其性质而言，柏葰本人在本案中最多也就是个“失察之罪”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承担“领导责任”。而且大清开国二百余年，还从来没有在菜市口（大清斩杀高级官员的刑场）公开杀过一个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的先例。
清沿明制，不设宰相，但一入内阁当上大学士就算是名义上的宰相了，军机大臣则是事实上的宰相，柏葰以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，则是名副其实的“真宰相”。乾隆年间杀讷亲、嘉庆年间杀和珅，均只是赐令自尽而已，都没有押赴刑场公开砍头。
然而肃顺却不这么想，他认为这正是一个杀一儆百、整饬吏治的绝好机会，因此坚持应当对柏葰立即执行死刑。当咸丰皇帝替柏葰辩解说“法难宽宥，情有可原”时，肃顺反驳说：“虽属情有可原，究竟法难宽宥”。在原则面前，皇帝被搞得无话可说，终于下旨砍了这位“柏老相国”的头。
据说，当柏葰在菜市口刑场接到执行死刑的“驾贴”（也就是行刑的命令）时，脱口而出：“皇上断不肯如此，必是肃六（即肃顺）从中作祟。我死不足惜，只怕有朝一日，他也会和我一样的下场。”
由此可见，肃顺的狠辣和果决，这名头在官场可是赫赫有名，这样的人在处于绝境之时会做出什么反应都不奇怪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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